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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台灣醒報記者邱慕天綜合報導】近年來「青貧族」和「窮忙族」等詞彙媒體上捕捉了民間焦慮，泛指從新鮮人出社會後的40歲以下「萬物皆漲、工時也漲、唯有薪水不漲」的世代。勞動困境的成因，多半歸因於來自「新興市場勞力」和「自動化」的競爭淘汰。但學者指出，創造高薪工作有「創新、保障最低工資、投資教育」三大關鍵，政府責無旁貸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戴蒙‧艾塞默魯是《國家為什麼失敗》一書共同作者，他日前於《專欄報刊聯盟》撰文指出，傳統右派自由市場經濟學導致貧富差距擴大，而社會主義試圖用「富人稅」等再分配方案解決問題，但「人類社會從來不曾光靠再分配而富強」；優質高薪的工作機會才能為人們提供尊嚴和自我實現。艾塞默魯以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經濟體40年發展盛世為例，指出三個關鍵：首先，企業以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的人本概念部署技術，科技成為人的輔助而非取代人；其次，最低工資保障帶動了勞動環境的良性競爭；最後，稅收用來獎勵創新研發和擴大受教育機會，製造有利於創造高薪工作的市場條件。回顧歷史，在1947年至1987年間，美國民間企業每年平均薪資漲幅達到2.5%，卻在此後急劇收縮，甚至在2000年之後與台灣一般「完全凍漲」。艾塞默魯批評，把這段時間的薪資卡關怪罪於2007年才露出獠牙的美國金融風暴十分不負責任；反之，大型科技公司的投資槓桿轉向「自動化」的無人技術，才是高薪職業漸漸蒸發的主因。他指出，「好工作」並不會在「自由市場」中從天而降；政府要將勞工視為「心頭最軟的一塊」加以保護和賦能，慷慨地資助教育系統並提供有效的社會安全網。艾塞默魯反對以「鬆綁外勞」、「彈性雇約」作為促進更多創就業的中小企業「慣老闆」常見論述，認為唯有剔除壓榨人力成本的「屎缺」，才能積極迫使企業往更高效和高獲利的方向去做產業升級。最後，所有這些對創新和教育的投資都需要更高的稅收收入，但應該增加的稅賦應是「資本利得稅」，以及避免企業用「機器」和「自動化」免去招聘活人的勞健保支出。在自動化的浪潮下，一切的制度設計都應避免讓「機器」與「勞工」為敵。然而企業天性是為自身逐利，因此政府必須加以引導、並團結在工人背後，才能製造勞工、企業、消費者三贏的繁榮產業環境。